WeWork的“滑铁卢”，让资本市场对共享办公服务行业“心凉”。
公告称，溢利主要由于新的酒类销售分部产生约2804万港元的分部溢利，以及行政及其他开支减少约2451万港元。
巅峰时期的WeWork，其业务一度遍及全球约40个国家超700个社区，470亿美元的估值让其成为仅次于Uber的全美第二大独角兽公司，且曾与Uber、Airbnb并称为共享经济三大巨头。
但自走向资本市场开始，WeWork便一步步“滑落”。早在2019年9月时，由于市场给予的估值要远低于私募融资时的估值，因此WeWork撤回了在美国的上市申请，未曾想，这仅是“灾难”的开始。
由于新冠疫情自2020年开始席卷全球，WeWork的业务经营遭受重大打击，财务报表迅速恶化，这使WeWork被迫于2021年采用与SPAC合并的方式曲线上市，但此时WeWork的估值已跌至90亿美元。
且绕道上市后的WeWork表现并不如人意，其业务经营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未见起色，高负债和持续亏损导致现金流断裂，股价很快在2023年4月跌破1美元，至2023年8月时，WeWork正式从纽交所退市，并申请了破产清算，此时的WeWork市值已不足3亿美元。
短短4年时间，470亿美元估值“烟消云散”，让人不甚唏嘘，资本市场对共享办公行业的态度也逐渐转“凉”。不过，WeWork的倒下并未妨碍共享办公领域的玩家奔赴资本市场，比如中国办公空间运营服务平台堂堂加(AGII.US)正冲刺纳斯达克。
早在2022年9月16日，堂堂加便向SEC首次提交了公开版的招股说明书(F-1文件)，此后其对招股书先后做了9次更新，但截至目前仍未上市，且在这期间，堂堂加“动作频频”。
先是以每股3-3.8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公司约505.67万股份，募集了1547.63万美元，以缓解公司资金的燃眉之急，而该等股票将于此次IPO后交给该等投资人。
同时，堂堂加多次下调了募资额。最初在2022年11月设定的IPO条款中，其计划以4-5美元的价格发行870万股普通股，至多募集资金4350万美元。至2023年3月，堂堂加调整发行计划，欲以4.5至6美元的价格发行450万股普通股，至多募集2700万美元。今年初，堂堂加再次下调募资额，欲以5至6美元的价格发行200万股普通股，至多募资1200万美元。而在6月25日更新的招股书中，堂堂加计划以6-7美元的价格发行140万股普通股，至多募集资金980万美元。
上市前低价紧急融资与接二连三下调募资额，能看出堂堂加资金的短缺以及公司在IPO中明显遇冷，堂堂加能否走出这一困境?其是否会重演WeWork的戏码?最根本的因素或许还是在于公司的基本面。
逆势扩张后的“断臂求生”
若以“后视镜”的角度来看堂堂加自2020年以来的发展，其有明显的战略性错误，即激进扩张。据招股书显示，2020年时，堂堂加的业务已覆盖了我国6个城市，涵盖了48个工作区，管理面积为20.36万平方米，运营中的工作站数量约为2.89万个，若再加上开业前的工作站数量，堂堂加2020年的工作站总量约为3.29万个，且成熟办公空间的入驻率达到了87%。
2020年时新冠疫情已开始在全国蔓延，这对商业经济活动造成了明显影响，堂堂加的业务经营也遭受了冲击，但堂堂加并未停止扩张的步伐，其于2021年将业务覆盖城市增加至7个，工作区总数量提升至61个，管理面积一年内新增了超5万平方米，运营中的工作站数量及工作站总数亦大幅上升。
且扩张趋势一直延续至了2022年，虽然在这一年中工作区的管理面积并未扩张，但2021年新增的管理面积持续转化为了新工作站，这使得运营中的工作站数量以及包括开业前在内的工作站总数量仍在持续增长，二者数量分别为4.19万、4.44万。
显然，堂堂加的管理层想借新冠疫情这个“黑天鹅”加速扩张，于逆境中甩开其他竞争对手。从现实的商业案例来看，于行业低迷期逆势扩张，从而在行业顺风期实现更快速发展的例子并不在少数，这一发展策略有明显的可行性。
但可惜的是，堂堂加低估了此次新冠疫情对商业经济活动影响在时间上的长度和范围上的广度，至2022年时，虽然运营中的工作站以及总工作站数量仍在增长，但成熟办公空间的入驻率已跌至80%，较2020年的87%下降了7个百分点。
一方面是新工作站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却是成熟办公空间的入驻率在不断下滑，很明显无效投入在持续加大。且持续的亏损让堂堂加倍感压力。
据招股书显示，得益于堂堂加的逆势扩张，其2020-2022年的收入分别为3.57亿(人民币，下同)、4.59亿、5.06亿，实现了持续成长，但净亏损并未展现出规模效应随规模的扩大而减少亏损，期内的净亏损分别为2.28亿、2.93亿、2.44亿，三年合计亏损7.65亿人民币。
由于持续的扩张以及亏损的不断扩大，堂堂加“雪上加霜”，其负债率持续上升，从2020年时的113%一路上升至2022年的125.64%，两年时间上升超12个百分点。
进入2023年后，巨大的资金压力不得不让堂堂加“悬崖勒马”，其选择了“断臂求生”，大幅减少租赁空间减轻经营压力。据招股书显示，2023年时，堂堂加工作区的总数直接由65个减少至8个，总管理面积直接由25.39万平方米锐减至2.61万平方米，在管面积缩减近90%，且工作站总数降至4540个，较2022年直接少了近4万，仅剩了零头。
“大瘦身”之后，堂堂加的财务报表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2023年时，堂堂加的收入为3.19亿人民币，同比下降36.9%，毛亏损爆增至1.84亿元，而2022年同期仅亏损0.48亿;净亏损则从2022年的2.44亿元大幅缩窄至0.48亿元。而净亏损的缩窄得益于其他收入的增加，由于终止租赁录得收入5.38亿人民币，同时因终止租赁合同而产生的财产和设备处置损失1.36亿元，因此其他收入项下录得约4亿人民币的收入从而使得净亏损大幅缩窄。
进入到2024年上半年，随着堂堂加“瘦身”的结束以及商业经济活动恢复至正轨，堂堂加又开始了小幅扩张，虽然覆盖城市进一步聚焦至4个，但工作区增加一个至9个，管理面积增至5.06万平方米，总工作站数量升至8212个，同比增长80.88%，但规模较前两年仍明显缩水，且成熟办公空间的入驻率仍在80%的水平，这也体现了低迷经济下市场需求的相对不足。
“大瘦身”后资不抵债，负债数倍于总资产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堂堂加自2020年以来的经营确实过于激进，其在持续大额亏损、资产负债率超100%，且还面临着疫情这个不确定的因素时仍选择了逆势扩张，对风控的把握相对欠缺。虽然企业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是需要“赌”一把，但可惜的是，堂堂加“赌”输了。
虽然堂堂加于2023年“断臂求生”并于2024年上半年重回扩张，但堂堂加未来的发展依旧会十分艰难，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堂堂加的资产负债表已严重恶化。
据招股书显示，截至2023年12月31日，堂堂加“大瘦身”后的总资产已大幅降至2.27亿人民币，而2022年同期时的总资产为28.49亿元，同比暴跌92%，这是因为经营租赁权使用资产的净额从2022年的23.22亿人民币减至了2023年的0.73亿元，典型的资产“大甩卖”。
随着资产的抛售，堂堂加的总负债也随之降低，从2022年的35.79亿元降至2023年的10.67亿元，但这仍是2023年总资产的4.7倍。更为关键的是，堂堂加2023年的流动负债为8.96亿，其中虽然包括了1.4亿元的租户租金保留金以及不到9000万的合同负债，若剔除了这两项，堂堂加2023年的流动负债仍有6.66亿元，而2023年时的流动资产仅5555万。
由此可见，堂堂加后续的偿债压力十分巨大，公司已进入了实质意义上的“资不抵债”，这也是堂堂加在IPO前以低价出售505.67万股份募集1547.63万美元资金的原因。
其二，持续亏损问题短期难以解决，将继续影响资产负债表。
共享办公难以实现盈利是整个行业都面临的难题，而造成该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了盈利模式单一、市场竞争剧烈、入驻率不稳定以及高昂的运营成本等。堂堂加虽然已在2023年进行了“大瘦身”使得期内净亏损大幅收窄，但这主要得益于使用权资产“甩卖”提升了期内的盈利水平，这是不可持续的。
虽然2024年堂堂加又开始了扩张，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可盈利的商业模式未打通，扩张越快亏损的也将越多，这从2021-2022年的扩张中便能看出。因此，即使堂堂加目前实现了更快速的扩张，那么只会令公司的处境更加窘迫，亏损将会持续扩大并进一步推升负债水平。
综合来看，于2020至2022年误判形势加速扩张的堂堂加可以说已进入了十分艰难的处境，虽然公司于2023年“断臂求生”，但显然并不能扭转局势，而是给公司争取了喘息的机会。以公司当前仍持续亏损且总负债数倍于总资产的基本面，能否成功上市仍不可知，且即使成功上市，募资额的大幅下调或也难以解救堂堂加走出困境。其能否“翻身”，只能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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